ramy  2020-02-04 20:38:40  云计算 |   查看评论   

比如,北京全面停止省际公路交通,这一决定正是建立在大数据分析之上,同时对铁路也进行了控制。而对于民航、高铁则没有进行控制,是因为这两种方式可以进行严密的体温检测和出行方向控制。“全部交通阻断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所以风险和安全之间要尽量找到平衡,而寻找这种平衡的方式就是要依靠精准大数据。”汪玉凯说。

 

此前,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某省份运营商尝试利用大数据画像来帮助卫生部门进行潜在疫情风险定位,其中从武汉漫游到某省、某省漫游到武汉的用户数一目了然。

 

在业内人士看来,基于漫游数据,再结合号码实名制的身份信息,理论上可以对疫区漫出人员进行追踪和防控,进而降低乃至堵截疫情传播。只要用户不扔掉手机,不关闭手机,就可以被追踪到。这里面有用户隐私保护的问题,运营商自然是配合监管部门进行梳理分析,在相关法律法规框架内对用户大数据进行利用。

 

对此,也有评论提到了隐私保护的问题。采访中,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认为,目前一种错误的隐私观是将个人信息作为个人隐私,结果人人都在说隐私,但每个人在讨论隐私时,却是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的讨论。

 

“这就导致了隐私无定论的后果。从法律意义上而言,隐私是由隐私权来保护的。法律在设立权利时一个基本的功能是定分止争。权利的边界也是自由的边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不受他人侵犯。同样,法律在制定权利边界的时候也应由公众知悉。法律必须保障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权益。目前隐私权的界定取决于个人,这就不符合法律制定的标准。”刘德良说。

 

刘德良认为,法律意义上的隐私应该是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同时又直接与个人名誉、尊严直接相关的这部分个人信息。用个人信息来有效追踪疫情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并不涉及个人隐私,只有后续的个人信息滥用行为才会对个人隐私有损害。合理使用并不会对个人造成危害,相反会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有利于社会治理安定。如果将其作为隐私,社会治理将无法进行,还会威胁他人健康。

 

建立畅通数据通道

 

提升整体防控能力

 

疫情面前,没有人是孤岛。相比17年前的SARS,互联网尤其是大数据的作用,在本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尤为明显。最新疫情信息、各路专家解疑答惑、社交媒体上的患者求助和认证、多平台防疫科普直播,以及普通人“网络一线牵”的守望相助。募集物资、对接需求、讲述自己的经历,大家不再原子化地困在信息黑洞里,而是借由网络,在虚拟世界获得帮助、支撑和慰藉,连成一片。

 

实际上,从肺炎疫情的防控来看,大数据虽然已经在扮演相应角色,但还有很多可待深挖的地方。如果出现下一次疫情,大数据可以做什么,科技又可以做什么,防御疫情大数据还能做些什么?

 

在汪玉凯看来,加强数据共享是非常迫切的,省市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国内和国际之间都需要打通数据,围绕疫情防控共享数据建立畅通的数据通道。将这个通道建起之后,就更能够提升全国的整体防控能力,不再各自为战。

 

同时,汪玉凯还提出,当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和规范还不够细化。因此,也有少数个人信息滥用的行为发生。“在这个非常时期中,第一是利用大数据进行疫情防范,第二也要尽量保护个人隐私。在大数据的使用过程中要最大范围内考虑到个人隐私,避免对个人信息的滥用。这两者需要进行权衡,顾全防御大局是首要考虑的。”

 

“大数据的功能十分强大,在预警、治理、后续治疗等过程中都可以发挥自身作用。”刘德良认为,从这一次疫情的情况来看,大数据的预警功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导致疫情蔓延如此迅速,没有及时提升社会的警戒意识。

 

同时,大数据也可以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当前过程中,透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准确分析疫情的蔓延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理。在后续治疗过程中,大数据也能发挥自身作用。“我们不能将其功能局限在当前的疫情分析上。大数据甚至还能帮助我们预防未来不可知的疫情。反过来说,当前的立法也要及时更新,积极促进大数据的发展。”刘德良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数家互联网公司通过自己的数据和技术能力,给有关部门提供了大量数据支撑,为传染源(人员)的筛查、追踪、控制和隔离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也有评论指出,这样的数据共享行为是否具备合法性?网络安全法并没有给出例外的情形,能靠国家标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关于同意的例外规定,抵御将来可能的法律纠纷吗?

 

“数据共享行为还需要进一步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在国家危难之际,如果这些数据与防范疫情相关联,我认为并没有违背法律,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但如果互联网公司将这些数据作为营利之图,进行商业应用,就不具备合法性。”汪玉凯说。

 

汪玉凯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国家安全法和国家信息安全法也对个人信息安全进行了初步规定,但还远远不够。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规范个人信息还是以网络信息安全法为准,但其规定并不细致,有很多模糊地带。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问题也已经纳入国家立法规划之中。“在正式法律出台之前,需要利用国家安全法、网络信息安全法中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来进行调节,但是如果出现了法律条文范围之外的问题,就要通过行政举措或者其他措施进行弥补。同时这也在警示我们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

 

“如果按照传统的偏执的隐私观念定义,大数据产业、数据共享行为乃至人工智能行业都难以发展。因此,我认为,只要不涉及法律意义上的隐私,则数据共享行为就具备合法性。”刘德良说,法律首先要反映现实,其次还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此次疫情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需要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隐私观,摒弃个人信息等同于个人隐私的错误观念。在注重保护法律意义上的隐私的同时,还要防止滥用个人信息,做好后续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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